粗陋的文学总是肇端于一些粗陋的焦虑。粗陋的反面不是高雅，而是繁复，因为我们常常能在各类作品（不仅仅是文学）中看到某种单薄或空洞的高调。有一些焦虑是模仿和挪用来的，或由各式各样的理论激素所催生的。撇开这些人造的焦虑不谈，大多数焦虑都是真实的，但它们同样有粗陋和繁复之分。
19世纪的欧洲在精神上的基本处境是原有的一元化拯救话语失效。这构成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焦虑，由此导致了莫衷一是的救世话语。原出于欧洲的各种同样粗陋的拯救话语在20世纪被兑现为空前的灾难和成就，而那些繁复的拯救话语显得相当无力，其效力只限于个体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借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过多的思虑使这些人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这一点，是我们在思考20世纪文学时需要充分意识到的。
身在19世纪的雨果把他的作品同样划在拯救话语之内，他认定，“本世纪”的基本状况是贫困、饥饿、黑暗，而且只要处于这种基本状况中的世界（“悲惨世界”）还存在，“像本书这一类的作品不会是没有用的”。然而他的伟大在于他深切地意识到，他念念在心的“拯救”是相当繁难的——始终处于悖谬性和反讽性，处于不可完成和自我破坏的状态。所以我们发现《悲惨世界》的结局深藏着一种反讽意味。冉阿让以毕生心血把珂赛特从“悲惨世界”中拯救出来，让她获得幸福———贵妇人的幸福。但他为珂赛特带来的幸福与他所追求的幸福不仅大异其趣，而且正相冲突。他把她置于一种他所不愿的浅薄、无聊、甚至可以说是罪恶的幸福中，他是真诚的吗？他是在行善吗？然而，如果否认这是行善的话，那么就只能认可另一种“行善”——见死不救和作恶多端。正如我们在20世纪已经看到的，为数不少的拯救者恰恰认可了这样一种行善观——只有让人处于贫困、饥饿和黑暗中，才可能让人免于一种浅簿、无聊的生存状态，获得“真正的”幸福，即以一种“悲惨”来抵御另一种“悲惨”。
这后一种“行善”即使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至少也是荒唐可笑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前一种行善难道就不可笑吗？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行善方式都可以从神圣的实体（既是审判和惩罚的上帝，又是怜悯和宽恕的上帝）那里找到依据，所以都是在“替天行道”并因此而道貌岸然。两种行善者都分别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一种“正道”并心安理得，他们本来都是有焦虑的，但他们一次性地排除了焦虑。站在那个具有神秘的双面相的实体的立场上看，这两类行动都是可笑的，当然也可以说是“悲惨”的。
在这两类道貌岸然的人之外，有一类人始终能听到“来自天堂的笑声”——这笑声又无异于哀叹，所以他们一直被焦虑和忧虑所纠缠。他们形诸于文字的反省就是那笑声或叹息声的回声。在20世纪文学中，有一些作品就是这样的回声。它们的作者循着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思路，重描一个由来已久的关于拯救者的隐喻。帕斯捷尔纳克用一个带有自传色彩的医生兼诗人的故事，卡夫卡用一系列更具自传色彩的关于“K”的故事，萨特干脆用一部自传（一般将其标题译成“词语”，其本义是被漫话化的“道”、“圣言”———“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之“道”）来重描这个隐喻。贝克特的“戈多”（Gotos）其实是被有意变形的莫名的上帝（God），福克纳重描的“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分辨不出半点意义”的世界，也是对“悲惨世界”的重描，艾略特和普鲁斯特重描了“上帝的黑暗”。除此之外，昆德拉和卡尔维诺的看似文学理论的著作和莫洛亚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其实也是对人的生存境况的反讽性精到的“重描”。这些就是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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